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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汗青评论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若何制

更新时间: 2019-06-09

  除以上六例之外,其余八笔记载源出《司马光日录》、苏辙《龙川别志》、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惠洪《冷斋夜话》、范祖禹文集诸书,材料十分零星,一般

  元丰八年(1085),神卒,哲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下诏升引司马光,入朝除为门下侍郎,后进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出任辅弼。此时,司马光做为反变法派的,久负盛名,被苍生寄予厚望,希冀他能根除弊政,乂平安国。苏轼所撰司马温公行状及神道碑记述司马光入朝时的景象,提到两个主要细节,或取“司马光击瓮”故事的发生相关。

  这个风趣的现象或可提醒我们正在调查某些汗青故事时,除辨析其之外,更应回到其时人的论述语境之中,去探究这些故事发生的及其文化涵义。

  除了以上年谱、列传材料之外,其实“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还被其他很多汗青文献转载,今人著做亦多有称引,不堪列举。并且自晚清以来,这个故事还被普遍编入各类初级语文教科书之中,成为蒙童启智教育的一个绝佳案例,曲到现正在仍是小学生的必读课文。更有甚者还从司马光“砸缸”之举中总结出诸如逆向思维、解放思惟等衍生意义,进而取现代营销学、决策学等相联系,颇有过度阐释之嫌。总而言之,自宋迄今,人们对于“司马光砸缸”故事是极为信服的,似乎从未有人思疑过它的实正在性。

  明清时人共编纂过三种司马光年谱。最早的一部是明嘉靖年间马峦辑、司马露校梓的《司马温公年谱》六卷,此谱于宋仁天圣三年(1025)“公年七岁”条下,即转述了《宋史》司马光本传相关其“砸缸”救人的记录。第二部是清雍正中顾栋高辑、刘承幹校刻《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八卷、卷后一卷、遗事一卷。据编者交接,此谱次要是以苏轼所撰《司马温公行状》为底本编订而成的,因行状未载“司马光砸缸”之事,故顾栋高正在这部年谱的注释中并未提及此事,但正在书后所附《遗事》中明白转载了这个故事,并说明出处为“《宋史》本传”。第三部系清乾隆间谋所编《宋司马文正公年谱》一卷,此谱乃是按照马峦《司马温公年谱》缩编校订而来的,所以它也因袭了马谱关于“司马光砸缸”的记事。

  据此可知,司马光名沉全国,闾阎妇孺皆知,“冀其复用于朝”,熙宁末年青州地域还呈现了“司马为宰相”的,虽所传不实,却逼实反映出苍生之“素欲”。究其缘由,当归结于司马光“活苍生”思惟正在社会上已深切,人们相信只需司马光拜相任事,必能革弊除害,救平易近于水火,故庶平易近莫仰爱戴,神道碑谓光身后,“京师之平易近罢市而往吊,鬻衣致使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万万数。……平易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而岭南封州长者相率致祭,且做佛事以荐公者,其词尤哀,炷芗于手顶以送公葬者,凡百余人。而画像以祠公者,全国皆是也”,当为实录。《渑水燕谈录》又称司马光“及薨,京师平易近描绘其像,家置一本,四方争购之,画工有致富者,公之好事为平易近爱如斯”。

  由以上阐发可知,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肩负全国人冀其“活苍生”之厚望,入朝拜相,变动熙丰之法,有“救焚拯溺”之喻,被广为传颂,这形成了司马光身后博得盛誉的主要布景和社会根本。

  自近代以来,相关司马光的各类列传屡见不鲜,仅据笔者所见即有十余种之多,它们也都记述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正在这些著做中,以1918年孙毓修编纂的《司马光》为最早,此书第二章“少年时代”了《宋史·司马光传》的相关记录。年间的另一部列传章衣萍编《司马光》,则以白话文的形式讲述了少年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汗青典故。

  本文原题目为“试析“司马光击瓮”故事的史源及其发生布景”,选自《唐宋汗青评论(第五辑)》(中国人平易近大学唐宋史研究核心,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18年12月)。

  经笔者逐条核查,今本《宋史·司马光传》之记事大多可正在苏轼所撰司马温公行状及神道碑中找到原始出处,不外这些内容可能不是间接来自行状,而是经实录、国史中的《司马光传》而来(《宋史》本传末云:“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斫棺,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逃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立,复太子太保。……靖康元年,还赠谥。建炎中,配飨哲庙庭。”取《东都事略·司马光传》略同,亦当来自实录、国史)。此外,还有若干笔记载则不见于行状、神道碑,兹表列于下:

  从这段史料来看,我们所熟知的“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名其实是不精确的,文献明白记录其时司马光求助紧急时辰的救人行为乃是“击瓮”,而非“砸缸”,且《宋史》似成心将此事取司马光七岁讲《左传》配合做为其“如”的,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司马光“击瓮”救人亦为其七岁。

  虽然马未都的质疑并无根据,可不予理会,但这一事务却给汗青学者一个值得留意的警示。正在当今新时代,公共史学方兴日盛,普罗公共获取汗青学问的路子十分便利,呈现了史学普及化甚至化的倾向,正在这种环境下,专业的汗青研究者不克不及固封于所谓“学界”内部的会商,而要接管来自对汗青的和挑和,此中就包罗对于某些汗青学问实正在性的思疑,这或可为汗青研究带来新的推进力。

  然而,比来却有人提出了对这个故事的质疑。2015年8月23日,大学汗青学系赵冬梅传授做客山东卫视一档秀节目《我是先生》,取出名文物珍藏家马未都先生就“司马光砸缸”故事的有一段现场辩说。赵冬梅传授认为这个故事有明白的史料记录,该当是可托的,但马未都则以宋代还没有烧制大型水缸的手艺为由,质疑其实正在性。

  就“司马光击瓮”故事而言,人们大多间接转述《宋史·司马光传》的记录,而很少有人探究这个故事的最后来历及其呈现布景,其实当我们从史源学的角度进行一番逃踪阐发之后,大概会对这个故事的发生及过程有一些新的认识,并有帮于回应其实正在性问题。

  此书做者惠洪,本姓彭,初名德洪,字觉范,筠州新昌县(今江西宜丰县)人,是北宋晚期出名诗僧。他终身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正在禅学理论、僧史撰述、诗文创做、文学等方面都有建树。其《冷斋夜话》一书正在宋代传播颇广,诸史志著录卷数纷歧,《通志·艺文略》及《曲斋书录解题》做十卷,《郡斋读书志》做六卷,《宋史·艺文志》做十三卷,而存留至今者皆为十卷本,以元至正三年(1343)刻本为最早。

  其二,行状记录“元丰之末,全国多故,及二圣嗣位,平易近日夜引领以不雅新政”,然此时“进说者认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欲稍损其甚者,毛举数事以塞人言”,司马光慨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成变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为全国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并征引汗青上汉景帝废文帝斩笞之死刑、汉昭帝罢武帝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唐德革代纵宦官之风、唐顺罢德之宫市等子变父政的事例,为哲改制供给汗青根据,且称“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最初“众议乃定”,遂悉废新法。

  具体来说,《冷斋夜话》的一个次要问题是伪托附会,如晁公武即已举例指出该书多记苏轼、黄庭坚事,“皆依托也”,对此其他学者也多有。现实上,惠洪虽聪慧有才调,然素性放浪不羁,做史很不严谨,陈垣评述此人“惟性粗率,往往轻于立论”,其史论出不学、寡养、多口的弊病,且言“夫评诗,人不之信,其害小,做史人不之信,则可托者亦将为不成托者所累,岂不取做史初心相背哉”。

  宋哲即位初,司马光肩负全国人冀其“活苍生”之厚望,入朝拜相,根除弊政,有“救焚拯溺”之喻,广为传颂,身后万平易近敬重,博得盛誉,正在这一之下,平易近间逐步传出司马光儿时击瓮救人的故事,以宣传其仁者抽象,此过后借释惠洪《冷斋夜话》之记实风行于南宋,被采入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最终进入《宋史·司马光传》。

  几十年来,如顾奎相《司马光》,宋衍申《司马光传》《司马光评传》《司马光大传》,程应镠《司马光新传》,杨洪杰、吴麦黄《司马光传》,宪《司马光评传》,李金山《沉说司马光》,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等多种列传,无不将“砸缸”救人做为司马光年少聪慧、胆识过人的典型事迹来加以沉点引见。其内容皆大致不异,只不外关于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址,大都列传按照《宋史·司马光传》的说法指为七岁时,地址不明;但有的做者则略微做了一些阐发揣度,言之稍详,如程应镠认为此事应发生正在司马光五六岁时,赵冬梅认为当令司马光虚岁七八岁,而事发地宪、赵冬梅等学者都判断当正在洛阳。

  做者注:本文初稿曾提交2017年7月7日“中国古代消息沟通取国度次序”第二次工做坊参取研讨,承蒙李华瑞、赵冬梅教员及诸位学友提出主要看法,深受,拙文得以进一步点窜完美,正在此谨称谢忱。

  其实,司马光所砸的是“瓮”,而非“缸”,这个故事较为精确的称法当为“司马光击瓮”。据笔者检索,清末年间印行的各类小学国文教科书讲述这个故事,始以“缸”代“瓮”,称“击缸”、“打破水缸”或“敲水缸”等,而最早明白称“砸缸”者,就笔者所见,可能是《申报》1933年8月26日告白版所登载的儿童榜样故事图第十三种《司马砸缸》,至于“司马光砸缸”的最终命名已是晚至1949年当前的工作了。

  虽然惠洪及其《冷斋夜话》正在文学方面自有其独到的思惟理讲价值,正在史学方面却颇为所诟病。宋代书目著录均将此书归入小说类,且陈振孙《曲斋书录解题》曲抒己见地称《冷斋夜话》“所言多诞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更是指出惠洪著做的一个通病:“著书数万言,如《林间录》、《僧宝传》、《冷斋夜话》之类,皆行于世,然多浮夸,人莫之信云。”可见正在南宋书目学家看来,惠洪虽勤于著作,但多言无实据,诞妄不经,常有一些夸张卖弄的成分。

  唐宋时代是中国古代汗青上继周秦之变当前再次履历严沉社会取文化变化的期间,魏晋以来相承之旧场合排场,赵宋以降之新文化都正在此期间发生改变取定型。唐朝以其强盛,振做八代之衰,宋代以其文明,道济全国之溺;唐宋并称,既有时间上的接踵,又有文化上的相异。唐、宋的时代特色及其汗青定位,要求唐宋汗青的研究冲破原先单一的唐史研究、宋史研究画地为牢各自为和的旧场合排场,建立“唐宋史不雅”的新思,树立“唐宋史研究”的新框架,正在更为宏不雅的汗青视野中察看、理解中古史上的唐宋之变。中国人平易近大学唐宋史研究核心的成立,以及《唐宋汗青评论》的开办,恰是这种唐宋史研究新思的践行取鞭策。《唐宋汗青评论》以关于唐宋汗青的专题研究取评论为特色。次要刊发问题导向的关于唐宋汗青专题研究论文,以及以梳理唐宋研究学术史为目标的专题述评和书评。文章类别包罗论文、书评、序跋、读史札记等。

  这个事例提醒我们,某些汗青故事的构成和具有必然的复杂性,除辨析其之外,更应回到其时人的语境之中,去探究这些故事发生的及其文化寄义。

  最初,附谈一点汗青学问过程中所发生的核心改变问题。今人对于“司马光击瓮”故事大多是从情急智生、启迪聪慧的角度去加以阐释的。但正在宋代,人们关心的核心似乎次要不正在于击瓮救人的过程,而是这个行为本身所包含的深锐意义,即司马光从小养成的救平易近,《冷斋夜话》称之为“活人手段”,南宋王十朋亦言“君不见温公年方髫龀时,奋然击瓮活小儿,至今遗事正在丹青,活人手段良可奇”,还有人注释为“仁术”,这是司马光后来施行仁政、救护苍生的一个思惟泉源。

  据表1,例2当出自司马光所撰《训俭示康》;例6、10、11见于今辑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或《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知其史源皆为李焘《长编》;例7、14见于《皇朝纪年纲目备要》,猜测其史源亦当为《长编》,只因而二条所记别离为神熙宁三年二月及徽崇宁二年九月事,今辑本《长编》阙佚而已。

  上文说道,人们谈起“司马光击瓮”故事,遍及引据《宋史·司马光传》。然而,我们晓得《宋史》修成于元末,虽然它是正在两宋实录、国史等官修史乘的根本上编纂而成的,但终究属于晚出的文本。欲调查相关这个故事的最后记录,还应回到宋代文献中去探索。

  光生七岁,如,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脚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认为图。(《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中华书局,1977,第10757页。 )

  南宋科举类书《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正在概述各类考题答题要点时多次提及元祐更化事,均有“拯溺救焚”之语,如“元祐以拯溺救焚之仁,为改变方式之举,罢青苗、免役之法,去市易、均输之政,吾平易近至是始有庆历之望”,“元祐皇帝变动新法,司马洛中召用,奋然以拯溺救焚为意,宁逐熙丰之党,而不念异日之祸,宁罢青苗之法,而不忌之怨”,“诸贤以拯溺救焚,为改变方式之举,诏令一新,老稚称快,贤才相望,蛮夷知畏”。正在一部面向通俗士人的日用科举参考书中屡次呈现“拯溺救焚”一语,申明其做为司马光罢废新法的一个抽象比方,正在平易近间社会已有相当的普及度。

  司马光认为哲即位后当务之急是要根除王安石、吕惠卿等人所行弊政,且描述其场面地步“如救焚拯溺”,此语后来传播颇广,并成为宋人用以称誉元祐诸臣改变方式、施行仁政的一个固定语汇。例如,曾从学于司马光的刘安世谓“温公当揆日,盖知后必有频频之祸,然仁人君子,如救焚拯溺,何暇论异日事”,即推崇司马光应机立断、厉行革弊的做法,又吕中《大事记课本》径称“司马光之变法如救焚拯溺”。

  正在明晓“司马光击瓮”的精确名称之后(以下皆用此名),我们再来回应马未都的质疑。诚如网友所言,从文献史料和考古材料双沉来看,他的说法都无法成立。故事中提到的拆瓮其实早已有之,如《东不雅汉记》谓王涣为洛阳令时,“响马发,不得远走,或藏沟渠,或伏瓮下”,可见汉代即已有可躲藏的大瓮,唐代更是有大师耳熟能详的“请君入瓮”故事。

  起首需要申明的是,正在司马光本人的著作中,从未提到过他儿时击瓮救人的工作。司马光身后,苏轼为其撰写行状,自称“轼从公逛二十年,知公生平为详”。正在这篇《司马温公行状》中,苏轼奖饰“公自儿童,如”,并举了司马光七岁讲《左传》的例子,这就是上引《宋史·司马光传》相关记录的原始出处,但行状却恰好没有提及击瓮救人之事。后苏轼取范镇又按照这篇行状,别离撰写了《司马温公神道碑》和《司马文正公光墓志铭》,

  关于司马光的小我列传材料,除了行状、墓志、神道碑之外,另一主要的文献系统就是官修史乘中的《司马光传》。虽然宋朝实录、国史早已不存,但我们仍可从其他宋代文献中找到实录、国史所载司马光本传的相关线索。

  “司马光砸缸”是宋代以来传播甚广、的汗青故事。因而事正在宋代文献中多有记录,且被写入《宋史·司马光传》,故而人们对其实正在性皆不疑,并将其奉为髫童智力超群、见义怯为的一个典范事例。古今学者编撰的各类相关司马光的年谱、列传无一破例,均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

  《东都事略》是南宋王称编撰的一部专记北宋汗青的纪传体史乘,此中就有一篇《司马光传》。淳熙十三年(1186)八月,王称献《东都事略》于朝,李心传称此书来历“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别史附益之”。其所谓“五朝史传”是指北宋所修太祖、太、实《三朝国史》取仁、英《两朝国史》的传记,“四朝实录附传”即神、哲、徽、钦四朝实录之附传,这就是《东都事略》传记部门的次要史源。由此揣度,《东都事略》中的《司马光传》应取自《哲实录》的司马光附传,其内容也仅涉及七岁讲《左传》,而绝无击瓮救人的记录。

  最先将“司马光击瓮”故事明白采入司马光列传材料的是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宋孝乾道八年(1172),朱熹编成《八朝名臣言行录》,系统编录北宋除钦以外八朝名臣的言行事迹,分为前后两集,即《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太祖至英)和《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神至徽)。此书的编纂编制是每一名臣皆首书小传一篇,简要引见其生卒、籍贯、世系、仕履、封谥等小我消息,然后逐条汇辑文献所见相关该传从的言行事迹及时人评断,其史料采摭并非以官修实录、国史为从,而大多根据私人著作,取材范畴甚广,包罗行状、家传、墓志、碑铭、语录、文集、杂史、笔记、小说等。

  司马温公幼稚时,取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偶堕瓮水中,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得不死。盖其活人手段已见于龆龀中,至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惠洪:《冷斋夜话》卷三“活人手段”条,陈新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31页。)

  此事颠末报道,激发了世人的关心和热议,有不少网友也参取了会商,大师的次要概念仍然认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托,并举出了若干文献史料和考古材料来辩驳马未都的概念。客不雅地说,马未都提出的质疑确实是坐不住脚的,对此笔者可连系网友的会商,做一点弥补回应。

  关于《冷斋夜话》的成书年代,已有学者做过研究。此书最初一笔记“蔡卞之死”,按蔡卞卒于政和末年,不外这并非该书的成书时间下限,此后惠洪又有增删补葺,大要至宣和三年(1121)才最终定稿。但现实上,《冷斋夜话》并非一时一地之做,正在其定稿前早已有传本正在社会上传播,各家信目著录此书卷数颇有差别,可能就是由这些传本内容不尽不异而形成的。据笔者所知,《冷斋夜话》是记录“司马光击瓮”故事年代最早的文献,南宋诸书提及此事大多来历于此,如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及《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等类书转载这个故事即明白说明出自《冷斋夜话》。

  鉴于此,我们不由会对“司马光击瓮”的记录发生一点思疑。关于此事,正在司马光生前,无论是其本人仍是亲朋皆未提及,也不见于详述司马光事迹且比力可托的行状、神道碑、墓志等第一手列传材料的记录,而《冷斋夜话》之成书上距司马光离世已有二十余年,那么惠洪如许的禅林和尚是从何而知的,会不会有惠洪假托的可能呢?

  其一,行状云:“神崩,公赴阙临,卫士见公入,皆额手称庆,曰:’此司马相公也。’平易近遮道呼曰:‘公无归洛,留相皇帝,活苍生。’所正在数千人聚不雅之。公惧,会放辞谢,遂径归洛。”司马光进京吊祭神,卫士皆行额手礼以示欣喜,更有“擎跽流涕者”,庶平易近数千人聚不雅遮道,“拥其马,至不得行”,请求他留朝任相,所谓“活苍生”一语道出心中的孔殷呼声。不只京师如斯,他处亦然。

  据笔者揣度,元朝史官很可能就是通过《三朝名臣言行录》供给的这些线索去查找史料,以至间接根据此书编纂《宋史·司马光传》相关文字的。由此可知,“司马光击瓮”故事之所以被采入《宋史》本传,大概就是经由《三朝名臣言行录》这一前言,而究其最后史源则为《冷斋夜话》一书。

  如上所述,“司马光击瓮”故事正在司马光生前从未见人提起,而于北宋末期突然风行,此中必有来由,需从司马光离世前后的场面地步和社会加以着眼。家喻户晓,宋神任用王安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活动,然而正在新法奉行过程中短处丛生,无限,以致苍生窘迫,沸腾。司马光则因否决变法,不合,分开朝廷,正在洛阳闲居十五年。

  考古方面,例如新疆沙雅县古城曾出土写有“薛行军监军”文字的唐代大陶瓮,湖北襄阳檀溪宋墓壁画“庖厨图”于灶台旁亦绘有一大瓮抽象,正在杭州白马庙巷南宋制药做坊遗址还发觉了口径约一米的洪流缸。这些申明唐宋期间完全有能力烧制出大型的瓮(以至缸),马未都藏家之言实不脚信。

  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医生识取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匹夫匹妇,莫不克不及道司马。故公之退十不足年,而全国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熙宁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马铺,晨起行,见村平易近百余人,喝彩积极,自北而南。余惊问之,皆曰:“传司马为宰相矣。”余认为虽出于野人妄传,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子瞻为公《独乐土诗》曰:“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知司马。”盖也。(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吕友仁点校,中华书局,2006,第17—18页。)

  其实,此前已有人指出了“司马光击瓮”故事的上述史源。早正在20世纪30年代,柳诒徵即曾说司马光“童年嬉戏,智已过人,《行状》虽未及,而史传采及《冷斋夜话》,非饰说也”。赵冬梅传授也认为这个故事出自《冷斋夜话》,又见于彭乘《骚人挥犀》,按《骚人挥犀》的做者实乃惠洪彭姓族人,该书多引《冷斋夜话》。那么,《冷斋夜话》记录的这个故事能否可托,果实“非饰说”吗?正在此需要起首交接此书存正在的一些问题。

  “司马光砸缸”是我们从小就熟知的汗青故事,更由于教科书的宣传而深切。汗青上实的发生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吗?这个故事背后又有哪些文化寄义呢?正在社科文献出书社的《唐宋汗青评论(第五辑)》中,有篇汗青研究文章清晰地阐释了故事的前因后果。

  《三朝名臣言行录·司马光传》援引文献达十六种之多,此中正在引苏轼《行状》记述司马光七岁讲《左传》“自是手不释书”过后有一小注曰:“又《冷斋夜话》云:司马温公幼稚时取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脚跌没水中,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得不死。盖其活人手段,已见于龆龀中。至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这是正在司马光的列传中初次呈现“击瓮”故事,朱熹说明其出处为《冷斋夜话》,关于此书留待下节再做细致会商。

  至于司马光年长时事实有没有发生过击瓮救人之事,则已不得而知。一种可能是它确有其事,但正在司马光生前时人并不感觉此事有何非常之处,何足道哉,曲到司马光归天后,正在特定的下才被人挖掘出其奇特的宣传价值。同时,也完全存正在另一种可能性,司马光儿时本无其事,至北宋末有人将其时平易近间发生过的髫童击瓮救人事务嫁接假托于司马光,从而出如许一个故事。因而,“司马光击瓮”本领之尚可存疑,通过以上阐述,我们能够讲求的是它发生并风行的缘由和布景,这此中具有必然的复杂性。

  上文已知,《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并没有击瓮救人的记录,那么《传记谱述》能否可能记有此事呢?《传记谱述》全称《元祐传记谱述》,系专为《元祐碑》正在籍三百零九人立传,于淳熙七年供献朝廷,今已失传。按司马光做为元祐,必列于此书卷首,陈振孙《曲斋书录解题》称该书“以诸臣本传及志、状、家传、遗事之类集成之。其事迹微晦、史不成见者,则采拾诸书为之补传”,像司马光如许赫赫有名的人物,自不属于“事迹微晦、史不成见者”,所以笔者猜测,《传记谱述》之《司马光传》大要也是次要根据其行状、墓志及官修实录附传等内容编撰而成的,如上所述,正在这些材料中均未见司马光击瓮救人之事,所以从《传记谱述》到《四朝国史》可能都没有这一记录。

  据神道碑言,其时苏轼“自登州入朝,过八州以致京师,平易近知其取公善也,所正在数千人,聚而号呼于马首曰:‘寄谢司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苍生。’如是者,盖千余里不停”。知但愿司马光沉返朝廷拜受宰相以救活苍生乃是当时北宋各地的共齐心愿,就此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也有一段记录可引认为证:

  《宋史·司马光传》当本自宋神至钦《四朝国史》之《司马光传》。这部《四朝国史》的成书过程较为复杂,从绍兴二十八年(1158)诏修神、哲、徽《三朝国史》起头,曲至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全书乐成,历时近三十年之久。此中,本纪和志两部门进呈较早,惟传记迟迟未成,淳熙十二年九月朝廷命洪迈期限一年克成,次年十一月国史院遂按期进上《四朝国史·传记》一百三十五卷。据洪迈交接,其时之所以能正在短短一年之间修成四朝传记,次要依赖的是和州平民龚敦颐撰《传记谱述》一百卷及王称《东都事略》,故《四朝国史》之《司马光传》也应来自这两部文献。

  笔者认为,这种奇特的取“司马光击瓮”故事的呈现该当存正在亲近关系。按“司马光击瓮”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拯溺救人故事,而惠洪《冷斋夜话》对此事的注释是说“盖其活人手段已见于龆龀中”,所谓“活人手段”便是司马光“活苍生”之仁心的一个具体表示,“活人”取“拯溺”两者连系相得益彰,能够很好地展现司马光的仁者抽象,并申明其“仁术”已孕育于儿时。并且这个故事不见于司马光生前,恰好呈现于其盖棺论定之后,当非偶尔,现实上它恰是正在阿谁特殊的时代空气和之下应运而生的。

  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书后传播很广,影响极大,已有学者留意到元修《宋史》传记时曾操纵过此书。如明人朱明镐谓《宋史·向敏中传》所记敏中任左仆射事盖取自《名臣言行录》,柴德赓指出《宋史·王安石传》“多取朱子《名臣言行录》”。顾宏义传授认为朱、柴二氏所言不确,《向敏中传》之任左仆射事间接取自《梦溪笔谈》,《王安石传》源于《四朝国史》本传,非据《名臣言行录》。然笔者认为,朱熹所编《八朝名臣言行录》可谓北宋名臣列传材料之渊薮,且端倪清晰,出处详明,极适宜做为编纂《宋史》传记的史料索引,故元朝史官操纵此书的可能性很大,似不成仅凭个体环境加以否定。今检《宋史·司马光传》,就有参考《三朝名臣言行录》的迹象。

  通过以上阐发可知,《冷斋夜话》所载“司马光击瓮”故事大致可托,“非饰说”,且其谓“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申明此事正在北宋末平易近间传播很广。然而,汗青的复杂性正在于某些文献记录虽有所根据,却未必实有其事,就“司马光击瓮”故事的发生及其实正在性问题而言,我们还需要连系司马光归天前后的社会布景和做更深切的阐发。

  按,比《冷斋夜话》稍晚成书的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也记有这个故事,谓“司马温公长取群儿戏,一儿堕洪流瓮中,已没。群儿惊走不克不及救,公取石破其瓮,儿得出”,且将其取文彦博少时灌水得球一事并举,称“识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邵伯温居于洛阳,自其父辈邵雍始便取司马光情谊甚深,对相关司马温公之言行事迹多有耳闻,故《邵氏闻见录》的这一记录可添加“司马光击瓮”故事的可托性,至多申明此事自有其来历,虽然惠洪《冷斋夜话》所记多有不实,但“司马光击瓮”的故事大要是据时人传言而记实的,并非惠洪。

  《冷斋夜话》是宋徽年间释惠洪所编撰的一部诗话著做,兼记一些掌故杂事。相关“司马光击瓮”事即见于该书卷三,落款为“活人手段”:

  “司马光击瓮(或称砸缸)”是宋代以来传播甚广、的典范故事。本文从史源学的角度,对这一汗青记录的史料来历做了逃踪阐发,并进而调查这个故事发生及风行的缘由和布景:

  按照古今字书的注释,“瓮”和“缸”从器物学的角度来说,二者有类似之处,它们多为陶器,似罂,腹大口小,次要区别正在于器形的差别,“瓮”多呈束口罐状,而“缸”为长颈敞口容器,两者有所分歧,但正在近现代语汇中则往往将其混同。

  正在此,不妨对“司马光击瓮”故事的发生及过程做一大致猜测:司马光身后人们感念其正在求助紧急时辰行“救焚拯溺”之举以“活苍生”,遂正在平易近间逐步传出司马光儿时击瓮救人的故事,以宣传其仁者抽象,并绘成《小儿击瓮图》风行于京洛之间。惠洪《冷斋夜话》是目前所见最早记录此事的文献,其后这个故事便风行于南宋,被采入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最终进入《宋史·司马光传》。